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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崛起的中國會往何處去？」
乾隆之後中國和世界互動的這250年，已給出答案。
顛覆國、共兩黨的中國近現代史，隆重問世。

英國《衛報》2012年度最佳歷史書，
作者文安立為美國歷史協會最高榮譽得主，漢學界深具洞見的傑出學者，

乾隆年間，中國曾處於全球外交的中心，國力鼎盛，海內外承平。20世紀改革開放至今，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。未來的中國它會何去何從？它重返盛世之路是暢行無阻亦或是窒礙難行？有國際關係和中國近現代史背景的文安立，他認為：中國在這從帝國轉變到現代國家的250年，其中多次的內部動亂與躁動的對外關係，已給出答案……

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。大清帝國的國力在18世紀達到鼎盛，乾隆14年(1750年)，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，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、西藏、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。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，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，在外交體系中，北京處於中心地位，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。

然而巔峰無以為繼。自乾隆後期，滿清的聲望便逐漸大受傷害。文安立指出：清朝的統治者已經失去交易、妥協的天分，變得愈來愈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。而此後的世界，就是這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帝國艱難地尋求現代國家轉型的偉大歷程，直至今日仍然躁動不安。中國的近代史並非像國、共兩黨所簡化的那樣，是被動挨打的屈辱歷史，而是帝國更早地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接觸的故事，也是帝國藉著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而發生自身蛻變的歷史。作者指出，在尋求現代性的歷程中，如果暴力和破壞曾扮演重要角色，那麼來自內部的暴力和災難也遠比外部所施加的更為嚴重。

從乾隆到鄧小平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不斷地波動變化：日清戰爭、義和團起義、八國聯軍、中日戰爭、國共內戰、韓戰、冷戰等等，這些都使得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之中，這不僅僅是處於羞辱和憎恨的情緒，也在於它被迫調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務中所確立的三個原則：正義、講究規則，以及中國中心論。

這250年的歷史是彼此有內在邏輯聯接的歷史：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，鄧小平發動懲越作戰。鄧小平在北京，一定想到兩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戰爭，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贏取此役如何傷害到自己的歷史地位。1870年起的李鴻章，引領朝廷輸入西方技術，希望直到中國強大到足以自衛之前，能夠不陷入戰爭，而20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也曾面臨此種抉擇。乃至於北京保護今日北朝鮮政權三代移交的心理，正可以和清朝作為朝鮮保護國之立場對抗日本互為對照。

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，亞洲、或至少是東亞，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。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，然而這可能達到嗎？即使250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，文安立也不認為會是如此。他深刻地指出：「今天中國若試圖主宰及控制其鄰國，將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。因為今天的中國，是民族主義掛帥，而非普世主義當家。」作者強調：縱使中國試圖重新參與外部的世界，它因為發展而產生的諸多內部衝突，也使得它被拖回到與外界隔絕的泥淖中。作者還指出，當下的中國試圖重複著古代的朝貢體系或國與國單一外交關係，這在當今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。

250年來，中國已經變成蛻變成夾雜著帝國和現代性的混成社會。它的一部分向外看，尋找機會，一部分向內看，注意危險。本書預測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可能會如何發展。它會變得像融合了不同族群並控制了鄰國的美國嗎？還是會像英國或俄羅斯一樣放棄帝國的虛名？在當代國際關係與東亞歷史中，中國對我們來說最是最重要的國家，而《躁動的帝國》這本書將有助於你深入理解這個國家的近代與未來，以及它複雜的內在動力，如何與它的周邊（如北韓、日本、越南，還有台灣）發生關連。

如何讓歷史在重演時，不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鬧劇？中國躁動不安的狀態，從哪裡來？又去向何方？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發。

作者簡介

文安立 Odd Arne Westad

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歷史學教授，他曾以訪問學人的身分在北京大學、香港大學、劍橋大學與紐約大學等校講學。著有十餘本書，包括《決定性交會：中國內戰1946-1950》、《緩和的衰落：卡特時代下的美國-蘇維埃關係》，並以《全球冷戰》一書獲得美國歷史協會(AHA)最高榮譽班克洛夫特獎(Bancroft Prize)，作者現居英國劍橋。

譯者簡介

林添貴

國立台灣大學畢業，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。現任逢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。譯作極豐，將近七十本，包括《惡兆：中國經濟降溫之後》、《蔣經國傳》、《裕仁天皇》、《季辛吉大外交》（合譯）、《轉向：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》、《買通白宮》、《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》、《雅爾達：改變世界命運的八日秘會》等。

一九三九年夏末，中國抗戰的外部環境產生了劇烈變化，而且不是變得更好。八月底，蘇聯和德國簽訂所謂莫洛托夫-李賓特洛甫條約（Molotov- Ribbentrop Pact），承諾雙方就歐洲事務進行合作。幾天之後，希特勒揮師攻打波蘭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開始。日本起先感到相當震撼，這兩個意識型態上的敵人竟然簽約締盟、而且他們的德國盟友事先也未和日本諮商；不過德蘇條約倒是除去他們的北翼壓力，使他們可以集中力量和中國作戰。國民黨政府也失去蘇聯的軍事援助。往後二十八個月，中國必須咬緊牙關，獨力應戰日本強敵。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民黨政府，這是極為艱鉅的考驗。

日本在中國既能放手作戰，遂於一九三九年底從幾個戰場發動攻勢。華中方面，日軍兵分數路，打進湖南，雖然未能達成目標，攻克省會長沙，但已經大大改善其戰略地位。當年年底，日軍又進攻廣西省，於一九四○年一月攻陷省會南寧。對蔣介石而言，更糟的是，華北與國民黨淵源極深的一些地方強人，如山西的閻錫山，竟與日軍洽商停火。國際方面，戰事亦對國民黨不利。英國研判德蘇條約會使柏林和東京關係變壞，希望能和日本有某種有限度的合作，於一九四○年七月暫時關閉滇緬公路——這是重慶政府從外界取得重要物資的管道。同時，越南的法國當局已效忠當時聽命於德國的法國維琪政府，也切斷從南方進入中國的補給線。一九四○年九月底傳來另一個惡耗：日本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，組成軸心國家。根據盟約條文，其宗旨是「在大東亞圈和歐洲範圍彼此並肩合作，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及維持新秩序、並促進相關民族之共同繁榮及福祉」。（註8）

日本針對中國進行類似德國對付英國的大規模轟炸，來慶祝它在國際上的新突破。中國空軍被摧毀後，日本完全掌握空中優勢，中國城市及老百姓都嘗到苦頭。日本在南京扶立傀儡政府後，它認為蔣介石終究會被迫同意停火。不料，蔣介石選擇纏鬥到底，不去管華中方面已有大規模部隊叛逃，以及有愈來愈多戰場指揮官抗命不從的現象（抗命的有些來自中共部隊的指揮官），搞得政府軍在和日軍苦戰之際，還得和他們打了幾場戰。可是，救了蔣介石的仍是日軍作戰線拉得太長。日本的全面大進攻讓自己的部隊曝於險境，而且由於後勤有問題，搶下的領地有時候又必須放棄。一九四一年春天發生在華南的上高會戰是個好例子。皇軍達成所有的戰略目標，卻因為無法透過長距離增援其前線，而在傷亡慘重下被迫後撤。

在蘇聯實質上已退出亞洲戰事之下，蔣介石必須積極尋覓新盟友。他從德國在歐洲如秋風掃落葉、頻頻告捷時就曉得，唯一務實的希望是美國，因而他竭盡全力遊說華府提供援助給中國。到了一九四○年秋天，美國人終於開始聽他說話；到了十一月，蔣介石得到第一筆美國的借款。一九四一年春天，國民黨在華南、華中陷入最激烈作戰時，羅斯福政府把決定「租借法案」（Lend-Lease）亦適用於中國——英國在最黯淡的時候，透過「租借法案」得到重大的援助。美國志願人員開始駕駛美方交運給中國的新軍機。雖然蔣介石曉得美國還不預備派出部隊參加在中國的戰爭，可是美國對東京愈來愈嚴格的禁運措施，使他相信羅斯福已經認為日本日益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。當日本領導人和蘇聯於一九四一年四月簽訂中立條約時，蔣介石判斷日軍將會南進，企圖攻佔東南亞。他預測日本將會和英、美發生戰爭，而且日本是「自取滅亡」。中國只需要再忍一段時候，「太平洋局勢將會變化」。（註9）

一九三七年之後，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救亡圖存、民族主義的理念動員全民抗戰。以國民黨當時超高難度的勝算機會來說，它表現得可圈可點。最重要的是，它避免軍事崩潰——以戰爭爆發後頭幾個月的情勢看，它的確危如疊卵。這一次和中國自一八四○年以來所打過的國際戰爭都不同，政府軍沒有在一開戰就士氣崩潰。反而在許多地方，面對技術、訓練高明多倍的敵軍，中國部隊不畏犧牲、堅挺奮戰。

德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進攻蘇聯，害中國領導人擔心了好幾個星期。他們試圖研判：歐洲戰事擴大，是否也代表亞洲戰事會擴大？日本人很快就認定德國不會照其盤算的時間之內攻克他的新敵人，所以並不想和蘇聯交戰。中國方面，希特勒攻打蘇聯最主要的結果是，中國政府與共產黨重新結盟，現在中共奉莫斯科指示要加入反抗侵略者及其盟國的全面戰爭。即使蔣介石從來沒有能夠讓中共照他的指示作戰，現在至少中共在非淪陷區已不是頭號搗亂者。但是他也必須醒悟，蘇聯已為自己的生存陷入苦戰，不可能在軍事上援助中國。